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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书画的发展，从今天可见的资料中看，大略可分三大阶段。唐代以前的作品，随着出土文物而不时有所发现，但究竟断续不能连贯。例如战国的帛画和两汉马王堆古墓中的帛画，都给我们很完整的印象，看到当时
明 张宏《华子冈图》局部
明 张宏《华子冈图》局部
绘画水平已相当高超，技术上也相当完善。汉墓壁画上也有不少汉代绘画遗迹。六朝隋唐的佛教画在敦煌等处洞窟中保存着大量作品，是极其丰富的古代绘画的宝库，但一般的其他内容的作品就相形见绌多了。流传号称唐人画的卷轴，多出宋人重摹或是被后人题作唐人的较晚作品，可信的只有《历代帝王图》中的一部分是唐人真迹。尽管如此，这些唐以前的绘画作品遗存，其中包括虽是传摹而仍能保存一定的原作的风格、特点的古摹之作，也依然可使我们窥出唐以前画史的梗概。战国帛画中描绘人物神情生动，线条简劲。汉代马王堆古墓帛画的想象力生动，构图井然有序，绘画技艺更趋完美，为魏晋以后的绘画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艺术基础。魏晋以后伴随着艺术自觉的大趋势，一些官宦、士大夫开始从事艺术创作和理论著述，更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。传为晋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卷，其景物的描绘虽
明 张宏《阊门舟阻图》扇
明 张宏《阊门舟阻图》扇
然还处于“人大于山，水不容泛”的稚拙之态，但绘画技艺，特别是人物的描绘，显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。“传神”的艺术概念，正是产生于这种艺术历史背景中。隋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，是否为真迹尚有争议，但它确能表现出“远近山川，咫尺千里”的空间距离，开始了山水绘画独立存在的艺术表现。在唐代除花鸟绘画尚待发展外，人物、仕女、山水、牛马等中国绘画的传统题材均获高度发展，并在中唐以后出现了泼墨山水、树石，标志着古代绘画已进入繁盛时期。五代、两宋绘画则是这繁盛时期的高峰。一方面继续着隋唐以往人物绘画的深厚传统，有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卷，周文矩《重屏会棋图》等名作传世；另一方面山水、花鸟绘画以及风俗画更为发达，出现了李成、范宽、郭熙等山水画名家和黄筌、徐熙不同风格的花鸟画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则是的风俗画代表作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汴梁城内外的景物。北宋末期,由于皇帝的倡导,更出现了宫廷画院和拥有众多画院名手的院体绘画，刘松年、李波、马远、夏圭等画院画家都有的真迹流传。宋人绘画大部分是画在绢幅上的，显然是为了创作、欣赏、收藏的方便，更是艺术创作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的结果。
从北宋熙宁、元丰年间开始，文人画运动兴起。这是由文人画家所创作的、更多是为抒情遣兴的绘画作品。扬无咎的《四梅图》是早期文人画的作品之一。到了元代，绘画的主流为文人所掌握，绘画创作更强调笔墨的独立表现，诗、书、画融为一炉，形成中国绘画的又一鲜明特点。赵孟頫、黄公望、王蒙、倪瓒、吴镇等人在画坛上都有重要地位。明清以后近代以前，都只是宋元画派的余波，特别是以元人的画法为依据。但其中亦不乏各时期有所创造的名家，譬如明代中期号称“吴门四家”的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和吴门大家张宏，以及清初的石涛、朱耷，清中期的“扬州八怪”，他们都有自己较鲜明的艺术个性，并有较丰富的作品传世。
历史编辑
书法的历史演变大体与绘画相类。在唐以前的书法资料中，以现在所见的出土战国、秦、汉竹木简牍上的书法以及敦煌等地出土的六朝、隋唐人的书法墨迹为突出，而这些几乎是唐宋人所未曾见到的，就是明清人亦只见到了秦汉石刻碑帖。因此，明清以往人的见解和论断都有极大的局限性。此后，随着墨迹、碑帖的不断出土，有关书法流派和书写笔法的种种议论，都受到新的冲击，而不得不有所发展。法帖的摹刻始自宋代，宋初的《淳化秘阁法帖》是部大型丛帖，但刻法不精。《大观帖》出现以后，其摹刻精工，不减墨迹原本。南宋以后至明清，陆续有丛帖的汇集摹刻，专摹苏轼书迹的《西楼帖》、专摹米芾书迹的《绍兴米帖》以及明代文徵明的《停云馆帖》、董其昌的《戏鸿堂帖》、清内府的《三希堂法帖》等都是大宗。这些刻帖和相应传世的墨迹法书，以及魏晋以来的一些碑帖，便成了五代、宋以后主要书学资料，并因之在宋、元、明、清中期的较长历史时期盛行帖派书法。宋代的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，元代的赵孟頫，明代的祝允明、文徵明、董其昌等名家书法，大体上便是对这些法帖、碑版的不同继承，并创造出各自的艺术风貌。直至清乾、嘉时期，由于金石学的再度兴起，大量碑版被发现，才又出现以宗法魏碑为主的碑派书法，邓石如、赵之谦诸人为其代表，亦有大量作品留存。
收藏编辑
书画的保护与流传初起于图书或类似汉代麒麟阁中功臣肖像的收藏。自东汉中后期，随着艺术自觉时代的开始,书画又作为艺术品而被珍视与保护“汉明(帝)雅好丹青，别开画室，又己创鸿都学以集奇艺，天下之艺云集”。自兹以后，书画作品既可供鉴赏，势必有收藏，为收藏、保护的妥善而发明了装裱，并将收藏的记录演为著录书的形式。东晋桓玄酷爱法书名画，巧取豪夺不已，欲使天下精品为己之一人所有，这些书画珍品后为刘宋王朝所有。梁武帝萧衍精于鉴赏，搜求法书名画更不遗余力。据当时中书侍郎虞《论书表》中所记，仅秘藏王羲之、王献之书法，就有“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，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，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，皆金题玉躞织成带”。这还是表中所记的节录。其中二王纸、 绢书法分别存在，又分别以珊瑚、 玳瑁、金等不同材料作装裱的轴头，可见梁武帝内府收藏之富，装潢之精，管理之妥善。隋唐以后，书画收藏风气更盛。初唐裴孝源的《贞观公私画史》，历来被看作书画著录书之祖，该书记载了当时秘府及私人收藏以及寺庙壁画，所见有晋魏以来名画 293卷，壁画47幅。晚唐时期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，既是一部完整的绘画通史，又兼有著录书画的内容。在该书卷三中还有“论装背轴”一节文字，简述了晋以后各时期书画装裱的优劣，记载了当时有关装裱书画的材料、技艺方面的改进，如使用的浆糊必去面筋，使之稀稠得宜，并加熏陆香末，防虫蛀。又装小轴，轴头使用白玉、水精、琥珀，大轴则用杉木漆头，以避免杂宝轴头易剥坏，有伤作品。这些改进，对书画的装潢、保护显然十分重要。宋以后，如宋宣和内府的《宣和画谱》、《宣和书谱》，米芾的《画史》、《书画》，明张丑的《清河书画舫》，以及清内府的《石渠宝笈》三编等书，均是官、私收藏、书画流传以及品评的重要书画著录书籍，是了解这些时代书画保护与流传等基本情况的文献记载。明初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中的“裱背十三科”，是对书画装裱所用材料、工具的集中概括，实际上也可看出装裱书画的全部工续过程。明周嘉胄的《装潢志》等书，则是有关书画装潢的专门文献记载。
为有利于书画的保护与流传，在古代没有影印技术之前，则以摹画、摹写的方法制作副本，或将书迹刻石传拓，如晋顾恺之的《洛神图》，真迹早已佚亡，至今流传下来的有 3种副本，虽然艺术水平高下不同，或带有后来者的画法、笔意，但其作用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许多古代名作都是靠这类古摹本来传神影的。书法作品的摹写是以双钩描摹的办法，又叫“”。就是用油纸或蜡纸罩在名家手迹向著窗户亮处去描摹，这样可以做出若干件复制品。 今天王羲之亲笔所写的原纸字迹，可以说一件都没有了，存留下白纸墨字的只有这种本。其次是用笔在石面直接写字，即时刻在石上的碑铭。这种笔写在石上的工序叫做“书丹”。因为丹是红色，以笔写即可称书丹。它虽不是墨迹，但究竟保留了名家字迹的外形，能看出书法的主要风格。再次是宋刻的法贴，即从原迹上钩摹下原字的轮廓，在纸背后把轮廓背面用笔钩出，再把笔挤按在石面上，然后按照线去刻,刻毕再照拓碑的方法捶拓加墨,就成了黑地白字的法帖。法帖是说可以取法的字帖，实际是比又多几层工序制成的复制品。许多古代名家连一件的墨迹本都留存较少，传下的以直接刻石的汉魏、隋唐的碑铭和宋以后多道工序摹刻成的“法帖”较多。这些碑铭、 刻帖的传本， 亦成了宝贵的文物类别之一。而今天研究书法史，除真迹墨书外，还有钩摹的本、书丹上石的碑铭、辗转摹刻的法帖等实物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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